试想，对一个贫穷的纠纷当事人而言，指望通过纠纷解决机制索取赔偿，而按照诉讼制度，尚未进入纠纷解决的实质性阶段，赔偿尚没有影子，就要事先预交一大笔诉讼费，心理冲击可想而知。
1999年后，法治原则也被国家宪法吸收肯认。[6] 该调查由杜克大学的刘康教授主持。
2.党的规范化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新举措是紧密结合并坚持人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陷入某种混乱，共产党已不再能够 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毛时代那样的一致性。例如，在2013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605名代表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投了否决票，创下历史新高。全国人大负责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 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第 62条、第67条）。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
实际上，中国宪制已经由一种由党章和宪法构成的双层结构演化而来，这两种宪制都是不可缺少的，也不能被忽略。[66] 更详细的内容，参见 Young Nam(n 26 abovehp.732。（二）向社会公众公开执法信息实施状况的评估 公安机关向社会公众公开执法信息的直接依据是《执法公开规定》，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案件调查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以及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大决策。
（二）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应当上网公开 大量的警务信息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其他信息公开，恐带来不良影响。《办案公开制度》并没有列明刑事执法信息公开的监督方式。一般的超市、饭店、工厂招工都要求应聘人如实告知单位是否受犯罪处罚。
四、对公安机关执法公开的评估 公安机关执法公开是指公安机关将执法过程中形成的立案、侦查、侦查终结等刑事案件信息通过一定方式向公众或者特定对象公开，[15]多渠道公布的执法信息是执法办案过程中的阶段性结论，如立案决定、逮捕决定，详细的案件信息不需要也不能向特定对象告知。（二）公安机关干警对警务公开的自我评价 通过渝北区公安分局举行的讨论会以及针对检察机关的调查问卷填表结果，我们了解到： 公安机关政务信息、人事信息、执法信息的公开都有在做，渝北区公安机关警务信息公开主要通过警务公开栏、政府信息公开网、微博微信、入户走访，以及和网站合作（如大渝网）等方式公开。
工作职位比较敏感的，单位也可以要求应聘人报告。* 高一飞，1965年出生，湖南桃江人，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对于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因为群众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都很生活化，一般不涉及公安机关规范性文件，除非必要，他们也不关注这些文件，但有部分受调研群众表示清楚或者看见过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规范性文件。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执法活动的原则、执法依据、办案程序、执法制度、工作制度和要求。
《执法公开规定》提出的信息公开监督方式类似于行政申诉，[5]是对《警务公开制度》规定的层级监督与同级监督的细化。基于警务公开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本文将探讨范围限定为向社会公众公布警务信息。对公开的谨慎体现在：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刑事执法信息公开的标准、范围、程序等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弱。第十三条规定了公开的方式。
以公开事项为划分标准，可以将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分为政务信息公开与队伍信息公开，下文将对两者的公开情况进行评估。案件基数大，也没有案管中心将案件分门别类，而警力、财力、物力有限，公开增加了工作量，使得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对刑事执法信息公开工作产生了抵触心理。
[18] 第二，调查终结之前极少公布案件进展信息。在我国，公安机关需要肩负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双重职能。
对于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公开的方式，因受调研群众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工作有很大不同，获取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信息的方式也不一样，囊括了报刊、广播、网站、公安机关官方微博、微信、客户端。规范性文件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公布警察队伍培养信息，主要是一些办法、条件、程序等文本信息，实际操作中，调研的十余家省级公安机关均对这些范围作出了突破，主动公示了拟录用人员信息、拟奖励、表彰人员信息，如，在官网中，海南省公安厅专设公安英模板块，弘扬公安干警的英雄事迹。第一，文本内容的可操作性不强。从网络调研与实地走访情况来看，警察队伍信息公开主要依托第一平台——官网，绝大部分信息都是通过该平台向社会发布，如领导信息、警察队伍培养信息。除此之外，警务公开还被列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事项之一：2013年11月25日，孟建柱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提出要不断推进警务公开、狱务公开。[14]从获取信息全面性的角度观察，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个人隐私外，公权力机关应当将涉及自身的正面与负面消息公之于众，不能选择性地发布信息。
《执法公开规定》也有相同的问题：向社会公开重大刑事案件的调查进展和处理结果、向特定当事人公开立案、破案及移送起诉等信息都可能影响执法或者社会稳定。《执法公开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控告人，以及被害人、被侵害人或者其家属公开下列执法信息：（一）办案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二是警务公开的阶段从立案阶段向立案、侦查阶段转变。对于刑事处罚报告制度，立法上可以做一定的修改。
三、对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的评估 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及领导人员、执法依据及办事程序、社会治安情况、警务工作纪律、队伍建设等基本信息的公开。（一）向特定对象公开执法信息实施状况的评估 公安机关向特定对象公开执法信息的直接依据是《办案公开制度》与《执法公开规定》，两者规定，应向报案人、举报人、控告人、被害人等特定对象公开的执法信息包括命案工作进展。
部分省市整合其它需要公开的信息成立专门的信息公开网站，如，湖南省公安厅设立湖南阳光警务执法公开系统、甘肃省公安厅设立甘肃省公安厅警务公开与便民服务平台。规范性文件要求向特定对象公开执法信息的方式包括告知书、通知书、政府网站、信息屏终端或者电话、手机短信等。[[3]]公安机关面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询问，公安机关的回应常常是案件正在处理中，相关情况不便透露。浏览十余家省级公安机关网站时发现，绝大部分网站都能全面公布党委成员的信息，包括，姓名、相片、所任职务，部分省级公安机关甚至能够完整地公布党委成员的履历信息，如广东省公安厅。
以广东省公安厅为例，其在官方网站上设置警事要闻、警方行动、警情通报、警方通缉等板块公布重大案件及警方行动，除此之外，广东省公安厅还借助新闻发布会、腾讯微博向公众公布个案查处情况等信息。公安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自定规则确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其科学性受到质疑。
群众也可以借助公示的信息便捷地找到解决问题的人员与部门，破解了问路无门的困局，是重大的惠民、便民举措。对于犯过罪未成年人伤害更大，一罪定终生。
政务信息公开的范围呈现出面广、量大的特点，基本涵盖了可以公布的政务信息范围。公安机关既担心舆论绑架司法，又担心过分公开、不当公开的责任承担，如工作秘密一旦公开，将会被处分。
2015年2月15日，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总结了深化公安改革的七个方面的主要任务、100多项改革措施，例如，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将警务公开改革向纵深推进。在公布政务信息的形式方面，《公安部政务公开规定》与《警务公开制度》也作出了规定，包括公安部公报、公安部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公安机关办公场所、警民联系卡等等。[[5]]为落实公众和特定对象的刑事执法信息知情权，我国是否也应当设立相关制度来救济被侵犯的知情权，毕竟，法律文本粗略地设置责任承担方式而不赋予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此时的权利还是略显苍白。第十四条规定了公开的主体。
[19]《执法公开规定》出台后，公安应当积极公开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一部分省级公安机关虽然设置了警务公开平台，但是，点击进入刑侦板块时，只能查询到办理业务的表格，没有查询执法信息的链接，如山东省民生警务平台，[17]特定对象只能通过电话、告知书等较为传统的方式查询案件进展信息，没有合理地运用互联网技术。
（四）增加公民知情权的可救济性 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刑事执法信息并非不具备可诉性，并非不能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查而决定是否应当公开执法信息，如，英国设立了信息专员和信息裁判所制度、[[4]]美国设立了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保证特定对象有效地获取信息需要公安机关主动披露执法信息，至少应当告知信息已经产生并且可以获取，不然，该信息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与不公开信息没有任何区别。
调研表明，我国警务公开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实践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群众总体上是满意的。[4] 如《执法公开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了信息公开的内容。
